一个偏远的乡镇，有史以来并没有出过将军，为什么独以“将军乡”命名？
青衣江畔，高岩山突兀地耸立着，而在其岩壁上，大小岩洞星罗棋布，高低错落，如同给岩壁打上了一块又一块的“补丁”。这些“补丁”从何而来？为什么在一块平整的岩壁上会出现如此多的岩洞？岩洞分布密集，大小不均，其中究竟有何蹊跷？
一次偶然的机会，不过是一抬眼的功夫，这些“补丁”在不经意之间映入了一位外地游客的眼帘。游客的这一发现，又将给这些“补丁”带来怎样的命运？
村民们却说，这是一块神奇宝地，依着青衣江，傍着高岩山，然而，这块沿江宝地本该属于将军乡高岩村四组的地盘，却为何成了他处穷苦人家的葬身之地？
岩壁上布满了崖墓。
一
十多年前，一位成都游客驾车自洪雅县城驶向青衣江上的旧大桥时，在不经意一瞥间，发现了对面一块山崖岩壁上大有蹊跷，只见那光秃秃的岩壁上大小岩洞星罗棋布，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像极了为岩壁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补丁”。
这些“补丁”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在半山腰依山开凿出如此多大小不一的洞穴？这些洞穴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一连串的疑问号占据了这位成都游客的脑海，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只身下车，前往这块岩壁处一看究竟。
挨家挨户的问询，并没有换来清晰明了的答案。成都游客有些失望，但总算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弄明白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岩洞其实是一个个的崖墓。
崖墓，是古代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的墓葬，兴起于唐朝。作为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它依山为陵，比常见的墓室更具有隐蔽性和安全性。如此说来，葬于洪雅县城青衣江畔崖墓的人，会否也是本着隐蔽和安全的初衷来到此地呢？被葬于岩壁上的这些人，究竟有何来头呢？于半山腰之上开凿洞穴，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是什么成就了这一方普通的岩壁变身为一个坟场？
疑问仍在持续。
笔者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前往与洪雅县城仅一江之隔的将军乡高岩村，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来解开纠缠于心中的一道道悬念。
或大或小的崖墓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
二
出洪雅县城往南行进，约行至1公里的路程时，便会发现一座被当地人称为“旧大桥”的平桥，桥下的青衣江水平静地流淌着，而在江对岸的右侧，则突兀地耸立着一座三十多米高的青山——高岩山，山的所在地便是将军乡的地盘了。倘若行车经过旧大桥时往高岩山瞟一眼的话，细心的人准会发现这座山是与众不同的，尽管有诸多的藤蔓和树木作为掩护，但仍然不难看出，这座山被打上了太多太多的“补丁”，几乎布满了整块岩壁。过了旧大桥，将军乡党委副书记刘忠明热情地迎了上来。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乡镇，和洪雅县城仅一江之隔。与城市的繁华相比，它稍显落寞，仿佛它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远远地隔江观望着，那么平静、从容与淡定。顺着旧大桥往江岸的梯步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株黄桷树，从树干的粗细来估计，树子恐怕有些年头了。看热闹的村民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说江岸边栽种这么一棵树子，是为了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大水的灾害，尽管有人一再强调树子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存在，但谁也说不上这棵树子究竟有多少年了，总之，在村民们的印象里，青衣江的江水从未给他们带来过伤害，至于是否是树子的庇佑起了作用，谁都不置可否。
沿着青衣江，走在高岩山脚下，近距离地细细打量着足足三百米长的岩壁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补丁”，大小不一，最大的足有一平方米大，而小的也有半个平方米大，洞口的封门板覆盖着厚厚的尘土。由于时间久远，尘土已经被风化成细细的尘埃，捻在手里，仿佛逝者的灵魂，轻轻地，没有一丝重量。
这些逝者，究竟为何人？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墓葬方式，是因为他们族群本身的传统如此，还是另有所因呢？
高岩山岩壁上的“补丁”。
三
场镇上，六七十来岁的老人们在兴致勃勃地切磋着牌艺。谈到高岩山的崖墓，老人们打小起就没少听说过传说和故事。
老人们并没有开门见山地回答崖墓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反而东拉西扯地说起了“将军乡”这个名字的来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将军乡，只是一个偏远的小乡镇，历史上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将军。然而，虽然没有出过将军，但这个地方却与一个将军有关。 话说宋高宗（公元1107——1187年）年间，在将军乡当地有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创造了一个“九男四女十三进士”的传奇。主人叫董济民，仕至左朝散郎，是个文官，著有《大成记》等。董济民有十三个子女，九个男孩，四个女孩，由于他教子有方，家有礼法，户有诗书，他的十三个子女都考上了宋高宗年间的进士，在当地乃至京城都没少引起轰动，十分了得。
董家“九男四女十三进士”的传奇，并不是道听途说，在嘉靖版《洪雅县志》中可得到验证。而在《洪雅县志》中有记载留名的就有：董作霖，董作萧，董作舟，董作德，董作士，董作求，董作哲，董作式，董义方，董义山等。
董家忠心为国，为官清正，后因不满宋高宗卖国求荣、杀害岳飞等作为，遂带领子嗣皆辞官回家，修身养性，过田园生活。然而，这种举动却得罪宋高宗，又恰巧之后有人借机造谣，称董家在当地大造兵器，意欲谋反。宋高宗疑虑重重之下便派朝中一将军带兵前来，以灭董家九族。将军带兵来到当地后，看到董家男耕女织，在当地清闲度日，而周围百姓亦对之有口皆碑，便无法下令杀尽董家老小。但是，为了向宋高宗交差，将军不得已只得自杀于此。
将军死了，但在董家及当地老百姓的心中，他却是永远都活着的。为了感恩和纪念这位将军，董家和当地老百姓遂在当地修庙立碑以示纪念，庙称之为“将军庙”，而当地所在乡镇亦因将军庙位于境内而得名“将军乡”。
将军对皇帝的忠诚是无话可说的，即便是自杀以谢皇恩，也依然要面向京城的方向。董家为了表达对将军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自家的一座山的半山腰，面朝京城的方向，依山开凿了一个洞穴，将将军的一缕头发葬在其中，定期祭扫朝拜。后来，附近的老百姓也以此为一种墓葬方式，将逝者葬于岩壁的洞穴里。
然而，将军之死终究只是一个传说，而将军乡的崖墓与这位将军有关，也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任何的相关史料可供考证，就连老人们口中所说的董家为将军所造的崖墓，也无人知道其具体地点。
那么，高岩山岩壁上如同补丁般的崖墓，究竟是何时兴起的呢？它的存在，是否与老人们传说中的那位将军有关呢？
小小的一块地方，竟有三个“补丁”。
四
现年52岁的杨文辉，是高岩村土生土长的村民，早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担任高岩村村主任的职务，以他对高岩村的了解，高岩山岩壁上的崖墓存在的年代并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那么久远。
记忆中的高岩山，绿化显然没有现在的好，岩壁上全是光秃秃的，因此，其上的崖墓完全是一目了然。“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的洞穴有一个多平方米，小的也有近半个平方米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阵子兴起来的，每天都有人带着那种软梯、钻子、锤子等工具来开凿洞穴，但基本上都不是高岩村本村的村民。本村的都有土地，不会将逝者埋在这里。”杨文辉一边用手示意着，一边说道。
在杨文辉看来，将逝者埋在高岩山岩壁上的人，多数都是别的乡镇村社的穷苦人家，因为无力负担起昂贵的丧葬费用，所以另辟蹊径地将逝者埋在山崖上。在1998年以前，修个坟墓至少都是五六千元才能搞定，而在岩壁上凿一个洞则只需要两三百元钱就能搞定。这也是近年来高岩山岩壁再也没有添加过新崖墓的原因之一，生活条件改善了，观念也变了，如果不将逝者安置在公墓里，则有不让逝者安宁之嫌，恐怕落得个不孝顺的名声。
70岁的周鸿万和73岁的刘治邦都是高岩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在他们的记忆里，高岩山岩壁上的崖墓是搬迁过去的，并非一开始就落定在岩壁上。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当时有一个企业要在高岩村落户，要修建办公房子，可凑巧的是，企业看中的正好是一个有着三四十座坟墓的地方，为了节约成本，便将那块地方的坟墓全都搬迁到了高岩山的岩壁上。而后来，住在城里头、没有土地的人因为亲属去世没有地方安葬，也就将逝者安葬到了高岩山这块依山傍水的岩壁上。
当然，也有不少村民认为，高岩山这块岩壁与洪雅县城两两相望，又有青衣江碧波荡漾，是风水极好的一块地。若是逝者的家属与高岩村没有沾亲带故，即便是再怎么中意这块地方，也无法在此开设崖墓。
将军乡党委副书记刘忠明说，在1979年之前，洪雅县城与将军乡是没有旧大桥相连接的，那个时候，高岩山下是一个热闹的水码头，而连接青衣江两岸的则是“浮桥”，即一艘船连着另一艘船，船船相连搭成的“桥”。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听说这里的岩壁上有崖墓，但一直到五年前，他来洪雅县将军乡人民政府任职才亲眼目睹了崖墓的真实面貌。他说，高岩山岩壁上的崖墓，谁都说不清楚其确切的存在年代，但能肯定的是，它代表着一段历史，代表着青衣江畔曾经存在这一墓葬形式，也是当地民风民俗的一种表现方式。
隔江相望的洪雅县城。
五
关于将军乡高岩村的崖墓，一位不愿透漏真实姓名的洪雅县人民政府在职官员也简单地阐述了他个人的看法与意见。
这位官员首先从崖墓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分析。他说，将军乡高岩村高岩山是位于青衣江畔的，极有可能与青衣江畔出现的一系列崖墓有着紧密的关联，如乐山、夹江一带发现的崖墓群。
而从崖墓的历史来看，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四川盆地都流行崖墓这种独特的墓葬形式，往往几十座聚集在一面岩壁上，形成墓地。崖墓这种墓葬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山崖开凿墓室，它比常见的墓室更具有隐蔽性和安全性。将军乡高岩村高岩山岩壁上密集分布的崖墓，年代是否久远，是否有考古价值与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再从崖墓这种墓葬方式来分析，依山开凿墓穴，是和当地的地理、地势相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智慧。
易可可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