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御史台关了100多天，出狱时正好是元丰三年的新春。并不需要多少时间来调整情绪，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他的眼中便映射出一个清新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强者不需要张牙舞爪，而是在各种遭遇中保持生命的活力。苏轼经受住了死的考验，剩下的就是好好去生活。
　　苏轼比较兴奋，一口气写了两首诗，完了念一遍，又掷笔叹道：“怎还不改。”的确是不长记性，所谓“因诗得祸”之类的在这股兴奋劲儿面前立马就没影儿了。其实手里这支笔在狱中也没停过，眼下更没理由停下来。诗人的生存即是表达，死亡也不能使其屈服。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心。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连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偶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这首诗算是苏轼自言自语，这股清新的活力也正是他此时的生存姿态。风吹面、鹊啅人，目光所见都是欢乐的生命，百日乌台就像一面透镜，苏轼从中看清了今后的道路。故而“此灾何必深追咎”，没理由再为之烦恼，“余年乐事”一大堆，他还不一定忙得过来呢。黄州能诞生苏东坡，与乌台诗案有很大关系。仕途对他而言已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他像陶渊明那样转过身来，投向广阔的生活世界。仕途的低谷反而成就艺术的巅峰，这在苏轼的生命中是常态。黄州、惠州、儋州，总是如此。（刘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