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惠州“风物不恶”，苏轼心情本已大好，何况父老乡亲们早就盼着他了。听闻苏轼要来，大家惊异、激动，此时把他团团围住，欢呼声，嬉笑声漫天遍野，哪里还管什么罪不罪臣的。惠州太守詹范，待苏轼极好，还有其余各县官员，隔三差五便来探访。詹范让苏轼一家暂且住在合江楼，相当于惠州最好的宾馆。

　　日常生活渐渐展开，细心的苏轼，其实过得不错。所谓岭南炎荒，化外之地，但身处其境，远没想象的那么难。这儿有山，有水，更有人情，民俗风情。

　　心情好了便要干事儿，苏轼的为政理念，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想让百姓们，尤其是劳苦大众的日子好过一点。此时他身为罪臣，依旧造福一方，可见他当不当官，与他为民服务并无直接联系。

　　惠州有丰湖，也称西湖。湖上有简易浮桥，但连年风雨，损坏严重，常有人因此跌入水中，不会水的便淹死了。苏轼力主修桥，奈何官府没钱。他自个儿捐出一部分家产，并写信给弟弟求助。史夫人高风亮节，无需多言，立刻变卖了价值千金的皇家赐品，这是她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了。桥成，极其坚固。惠州全城狂欢，苏轼与百姓同乐三天三夜，把西村的鸡全逮来下了酒。他心生怜悯，觉着鸡也可怜，愁过了又安慰自己，“世无不杀之鸡......”真是可爱的人。

　　惠州气候湿热，瘴疠弥漫，苏轼又当起了郎中。他本懂些医术，更有巢谷这样的人不时传些“秘方”给他。苏轼托人从广州买药材，门前庭后都给种上。他彻夜研究孙思邈的“千金方”，与中原名医庞安常通信探讨药理，携朝云把苦苦得来的药方挨家挨户送给百姓们。方子很见效，百姓得了实惠，惠州的药材、郎中也渐渐多了起来。“活人岂吾能？要有此意存。”追慕东坡的大文人陆游，后来也向东坡看齐。据说在上世纪初，惠州一带仍流传着当年苏轼留下的药方。

　　惠州百姓务农，皆身体力行，用的都是古老的办法，挺费力。苏轼在无锡学得当地人一种快速插秧的农具，名为“秧马”。他亲手制作，传给惠州人。骑上“秧马”，干活儿不累，插秧也快，又挺好玩。苏轼与百姓们同在田里摇啊摇，欢乐极了。他写《秧马歌》，希望将这好东西推广到全国。而今我们在眉山的三苏纪念馆里，也能见着这形状颇为可爱的工具。

　　罪臣苏轼，比官员还忙。除了惠州，他还为三百多里外的广州城策划了饮水工程。“广州一城人，为饮盐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唯蒲洞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他详述“五管分引”的办法，解了广州百姓饮水的难题。广州城一片欢呼，百里之外的苏轼呵呵地笑。

　　忙碌着，也快乐着，为百姓的生活而忙碌，为百姓的笑容而快乐。苏轼当地方官，远比他留在京城更为精彩，因他能与百姓们连成一片。仁者爱人，为官应效苏东坡。

　　苏轼在惠州干得有声有色，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这光传到汴京城，照得章惇愁眉苦脸。朝廷斗争已经白热化，章惇全副武装，打垮了一批又一批人。苏轼仍是他的心腹大患，不除哪儿行？北宋不杀罪臣，章惇只有暗地里下手。

　　他提拔了一人为广南路提刑官，遣往惠州，密谋要灭掉苏轼。这人竟是程之才，苏轼姐姐苏八娘的丈夫。当初八娘嫁到程家，受婆婆虐待，仅仅一年抑郁而亡，苏洵因此和程家结下“世仇”。章惇此计极其狠毒，但他的如意算盘却大错特错了。

　　程之才来了。人未到，先送信：程提刑对苏轼并无恶意。苏轼心安了，寄信言：“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圣绍二年（1095）三月，程之才乘着官船，轰轰烈烈进惠州。见了苏轼，兄弟二人一笑泯恩仇。半个多月携手畅游，念着故乡谈不够。程之才命当地官员，请苏轼一家住回合江楼，住多久都行。苏轼因此，搬回合江楼住了一年多。之后，程之才仕途不畅，皆因章惇所致。

　　圣绍三年（1096）七月，一朵盛极的鲜花谢了。朝云死于瘴疠，风烛之年的苏轼，失去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位美好女性。王弗、王闰之、王朝云，此时三人都站在天上，望着苏轼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圣绍四年（1097）二月，章惇一纸令下，再贬苏轼于海外，责授琼州（即今海南）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这对61岁的苏轼而言，基本是判了死刑。

　　章惇打苏轼，一打一个狠，若非宋律限制，他多半会要了苏轼的脑袋。琼州即海南，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蛮荒之地，贬到那儿去，几乎与判死刑无异。圣绍四年（1097）四月，苏轼离开惠州，团聚仅三个月的家人，再次面临着生离死别。东江之畔，悲情难述，苏轼立在船尾，遥望岸边的儿孙儿媳，还有哭成一片的惠州父老，掩面而泣。苏轼贬惠州两年零七个月，有后人言：自从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幼子苏过撇下妻儿，坚决陪着父亲，苏轼劝不动他。这位孝子，当为后人铭记。

　　五月至广州，别太守王古，即王巩堂弟。乌台诗案，王巩因苏轼而贬宾州，并折了一子，苏轼终身抱着歉疚。眼下王古也被扣了顶“妄赈饥民”的帽子，他并不怕，约苏轼再会一面，而苏轼留了封信，匆匆去了，信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忘，作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苏轼在往滕州的路上，终于见着弟弟，此时苏辙亦在贬途，他被贬往雷州半岛。兄弟执手，十分高兴，“谁言瘴雾中，乃有喜相逢”，他们已经四年没见面了。道旁有小店，二人歇歇脚，顺便填下肚子。店里的面条不知是什么做的，粗糙的难以下咽。苏辙只一口便不吃了，开始叹气。苏轼却是大吃大咽，顺带把弟弟那碗也装进肚皮。苏轼本好吃，却也能过苦日子，黄州、惠州，粗茶淡饭照样津津有味。

　　六月，抵雷州，太守张逢设宴相迎。盘旋几日，寄信眉山，托乡邻杨济甫照看家乡祖坟和田宅。三十多年，漂泊四方，多少次梦回蜀地，也只能是梦了。“某兄弟不善处世，皆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唯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生死不忘厚德……”这信的语气，有点像遗嘱。

　　十一日，雷州江滨，夏日的海面波涛翻滚。苏轼孤帆过海，苏辙与史夫人长跪观音菩萨，为哥哥祈祷。谁也想不到，这一别便是永别了。“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苏轼写诗，很平静。神宗、哲宗，各种“圣恩”早已领教过了，“此间有什么去不得之处！”至少还活着，望见海的另一端，就算是见着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