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杭州，到任后，作《进上谢表》，言：“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这种归乡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自熙宁七年（1074）离杭，十五年间，苏轼虽四处漂泊，而他与杭州百姓的深情厚谊从未断过。乌台诗案，杭州数万百姓设解厄道场，为苏轼祈福。面对朝中小人发起　的文字狱，百姓们公开讥讽为“诗帐”，毫无惧色。苏轼贬黄州，杭州友人每年凑出钱来，不远千里使人赴黄州问候他，并带去许多杭州的土特产。所有的一切，苏轼深存于心：

　　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

　　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杭州桥名）。

　　这首诗，是苏轼当年在黄州作的，今重回杭州，自然是满心喜悦。然而眼下的杭州不比十五年前，“葑合平湖久芜没，人经丰岁尚凋疏”。西湖淤塞，虽几经丰年，人口却不增反降。“地上天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苏轼心里是明白的。熙宁新法重伤百姓，这是不争的事实，苏轼为此险些把命搭进去。而今要重振“东南第一州”，苏轼免不了要一头扎进事情堆里去。

　　忙些也好，能多为杭州父老办点实事，对苏轼而言也是快乐的。

　　刚进官府问题就来了。杭州的官舍年代太久，又多时未加修缮，前些日子还塌过，砸死了四个人。逢着刮风下雨，官吏都不敢办公，生怕房梁被吹断把自个儿给埋了。苏轼无奈，只得给朝廷上了杞子，求拨些钱物，自己也掏点钱修理一番。连着官员待的地方都是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消说。熙宁新法夺去了大部分民间积蓄，前几年老天爷帮忙，百姓的日子尚能维系。苏轼到任后，偏赶上天灾，久旱复涝，粮食减产，脆弱的民生显得不堪一击。江南人家没有丰年囤粮的习惯，百姓逢荒年即束手无策。苏轼下令动用官钱购买粮食，再低价卖给百姓，以此平抑粮价。他又给宰相吕大防写信，请求保留一部分贡米用来救荒。法子很奏效，入冬之后，这些低价的官粮救了不少人。

　　百姓得了实惠，但官府吃了亏。苏轼购粮，动用了部分修官舍的银子，一些官员不干了，嚷着要被砸死，开始闹情绪。苏轼厉声警告：“先济饿殍，后完破产。”民生永远在第一位，这是他为官绝不动摇的原则。官员诺诺，只得照办，时不时往那梁上朽木瞄几眼，心里又在打鼓。苏轼看不顺眼了，怒斥：“本太守都不怕，你怕什么？”

　　粮食问题解决了，但更麻烦的还在后面。苏轼几头忙，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好在这些日子里，他身边多了几位得力助手。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有了“领头羊”，原先徘徊不定的，就都能行动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嘛，苏轼就像一块吸铁石，总能引领着周围的人，劲往一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