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轼不止擅长水利，事实上关乎民生的事，他干起来都那么得心应手。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能与民同喜、与民同悲，能完全融入百姓大家庭里，切身实地的为他们想办法。

　　前面我们着重讲述了苏轼开西湖，而在这之前，苏轼还干了件大事，即抗击瘟疫。每到荒年，天灾总与瘟疫并行。元祐五年（1090）三月，杭州城洪涝之后又遇大旱，瘟疫肆掠，来势极其凶猛。苏轼自掏腰包，率先拿出黄金五十两，并着些官银，又动员杭州富商，开办了一座规模极大的慈善医院，名为“安乐坊”。药坊里有一味神药，名为“圣散子”，是苏轼的挚友巢谷在黄州赠予他的。巢谷好云游四方，随身携个麻布口袋，里面装些稀奇古怪但非常实用的东西。譬如这“圣散子”，药效十分神奇，偏成本又很便宜，每服只要一文钱。当初巢谷教苏轼指江水为誓，绝不能把这药方外传。苏轼明着点头，暗地里却在偷笑，他本就不是藏着掖着的人，更何况这能救民于水火的宝贝。

　　安乐坊外，苏轼拉起一张大横幅，写着“千钱活千命”，又支了几口大锅，现煮现服。杭州百姓蜂涌而至，排起几里长龙，一文钱一碗，再穷的人都受得起，真个一穷二白的，免费喝了也无妨。据记载，“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百姓们免了瘟疫之苦，转而又把苏轼围起来，齐声拜谢不在话下，相信巢谷见了这般情景，也不会责怪苏轼了吧。小义与大义，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后来苏轼将这药方公开，传遍千家万户，“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安乐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苏轼离杭之后，改称“安济坊”，然而没几年就停了。南宋有人言：“朝廷定都杭州，沿湖造楼无数，唯独没有‘安乐坊’这类救民之所……”干这种事是要良心的。想想苏轼，若他拿这药方谋点小利，也没人会说他什么。玩笑而已，苏轼不可能这么做。

　　对百姓竭其所能以谋福，对恶人则猛追痛打毫不留情，这也是苏轼一贯的作风。浙西产丝绢，全国第一。每到年初官府放贷给百姓，约定蚕熟之后，以织好的丝绢偿还。然而近年一帮人故意织造劣质丝绢，并从中渔利。朝廷怪罪下来，一些小吏就成了替罪羊，搞得倾家荡产不够赔。苏轼命令彻查，结果是两个有官府背景的恶霸在幕后指使。苏轼气极了，将二人“法外刺配”，说简单点就是越权断案，这事儿本不归他知州管。他一边判决，一边向朝廷引咎，朝中小人乘此攻讦，双方均不让步。朝廷无奈，只得赦苏轼无罪，但也将恶霸从轻发落。苏轼心里很是不平，上《杭州谢放罪表》，直骂朝廷不能坚守原则。他也自责，所谓打黑除恶“雷声大雨点小”。其实苏轼知杭州，犯罪率大大减少，“庭事萧然，三圄皆空”，各处牢狱几乎都空着没人住。百姓们日子顺当，谁愿意去偷去抢呢？两个通判安慰他，请他到狱中走了一遭，苏轼稍稍宽心：“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