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初知颍州，日子比较惬意。颍州地平无山，只一条颍水穿城而过，苏轼爱乘一小舟，泛于湖上，一待就是大半天。百姓们笑眯眯地盯着可爱的老太守，把他并这西湖也作了风景。百姓为何高兴呢？苏轼不太清楚，“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怪。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当地有传说，“世乱颍水浊，世治颍水清。”苏轼倚在船头，俯看明镜的湖面，偶泛微波，自己的倒影随水纹散成各种形状，他看入神了：“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远离汴京，也远离烦恼，他这会儿五十六岁了，细水长流的日子最是珍贵。他揣着还乡的梦，不时也会念起家乡的荔枝树，那红红的小果，应当熟过许多次了吧。

　　颍州朋友多，有赵令畴（时为颍州通判）、刘季孙、陈师道，还有欧阳子孙一家。苏门访客勤，堂前宾朋饮。苏轼悠哉游哉，沉于几分微醉，偶尔懒散一下也未尝不可。十月，他旧病复发，索性向朝廷请了假，躲在家里偷懒，或有点还乡的感觉了：“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萦帘一炷香。”安心真好，病也舒坦。

　　颍州事闲，但也不至于无事可做。苏轼知颍州不过半年，仍旧办了几件大事。当时，开封附近常有水灾，当官的毫不细究，只挖沟排水，使下游的陈州无故受灾。陈州也不干了，又要挖沟把水注入颍水，试图从颍水排往淮河。这种“以邻为壑”的狗屁法子，朝廷居然准了，拉开手脚就要动工。苏轼觉着不对头，带一拨人仔细勘察，详细记录各个地势高低，结论很明确：淮河水线高于沟渠一丈，注水淮河必将倒灌，陈州与开封遭得更惨。苏轼上《论八丈沟利害，不可开状》，及时给拦了下来，阻止了一场大灾难。

　　冬季，与颍州相邻的庐州、蒙州、寿州等地遭遇大饥荒。百姓啃树皮，贼盗风四起，大批难民离乡避难，颍州是首选的去处。难民未至时，苏轼先有预见，他给朝廷上札子，求些钱物购储粮食，更有通判赵令畴建议，可以义仓积谷数千石、作院酒炭数万称，全部低价供给难民，苏轼大喜。寒冬腊月，风霜刺骨，难民有积谷得以充饥，有酒炭得以取暖，苏轼与赵令畴登台俯望，心里终于宽慰下来。卧病在床的苏门弟子陈师道闻之，感动极了，拖着病体，为苏轼济民之事写下一首《雪中》。灾荒与贼盗并行，苏轼配合汝阴县尉李直方，打黑除恶，一如既往毫不留情。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张方平在南都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八日，讣告传至颍州，苏轼惊闻，恸哭，当即披了丧服，于荐福禅院奠祭。张方平是苏家的大恩人，是最早识拔苏轼兄弟的，也是二人最为敬重的恩师。自成都初识，迩来已近40年了。当日乌台诗案，兄弟二人均被贬，苏辙半途谒见恩师，临行时，方平口占别诗一首，话音未起，双泪长流。这位刚毅、倔强的老人，一生未向任何人掉泪，唯向苏轼兄弟洒涕而已。几个月后，苏轼在扬州，为恩师撰写了七千余字的墓志铭。

　　元祐七年（1092）二月，朝廷调令至，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不过半年时间，一家人又得换地方了。官船向扬州，苏轼起乡愁。辗转这么些年，何时能归乡呢？他有过自扬州还乡的计划，并付于纸上，但这与现实终究沾不上边。苏轼到扬州，始和渊明诗，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再谈。

　　唐有“扬一益二”之说，形容扬州之富饶华贵。这儿也确实如此，但时下显得华而不实，

　　熙宁年间的各种乱象，扬州也难以幸免。苏轼于三月十二日抵扬州，立马就做了件大事。扬州有万花会，是模仿当时的洛阳。洛阳牡丹，扬州芍药，均名闻天下。臭名昭著的蔡京任扬州太守时，开了万花会的头，离任后，后继者悉数效仿。表面上看着轰轰烈烈，一派富贵之景，私底下也暗含着借此剥削老百姓的种种手段。官府命令百姓种花，再以低价收购，百姓为之受累，官府借此得利，太简单不过了。《东坡志林》记载：“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苏轼很明白：“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到任仅4天，就罢了万花会。

　　消息传到蔡京耳朵里，这家伙恨得牙痒痒，苏轼毫不理会，再对扬州官员说：今后不论谁来为官，一律不准搞万花会。官吏们相顾无言，唯有点头诺诺。

　　罢了万花会，再罢“丰收舞”，苏轼的动作来得极快。舞，实为群狼乱舞。这一年正逢丰年，然而百姓脸上却见不着半点喜悦。逢凶年，百姓节衣缩食，日子尚能维系，若是丰年，则要交积欠，酷吏催逼，反倒活不下去。州官试图用“丰收舞”迷惑苏轼，忽悠苏轼，怎想来扬州路上，苏轼已差人实地调查。有时他自个儿去，不带任何随从，他只相信老百姓，并不信当地什么官员。

　　所谓积欠的旧账，其实一多半朝廷早就赦免了。当地官员瞒着下面，照样催收，全为那一点渔利。苏轼给朝廷上了奏状，迅速得到回应，许多欠账就此一笔勾销。苏轼心情大好，“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

　　扬州一带多漕运，即以水路运输朝廷每年发放的六百万石粮食。苏轼调查国家漕运，发现官粮短缺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各处官员从中捞一把已成惯例。税官以“超收为功”，设“税务岁终奖格”，滥发奖金，年底看谁捞得多。苏轼大喊：“运法之坏，一至于此！”他上《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呼号，感人，也令人沮丧，一朝之倾覆，仅凭一颗赤子之心，实难扭转。

　　苏轼在扬州，几乎转眼就忙过去了，丝毫没有颍州那般闲情逸志。国之安危，民之生计，于他而言，仍需先行。然而九月朝廷下诏，苏轼以兵部尚书召还，扬州之任也不过半年时间，许多事情才开个头，就得落下了。

　　这是苏轼最后一次进京，身份也最为显赫，待的时间不长，但经历了他仕途生涯最大的转折。